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交易

中国地方政府运用巨大的政治和行政权力为其支持的私营企业提供“特殊交易”。我们认为，中国的经济腾飞来自这些特殊交易，地方官员这样做可以从中获取政治或经济利益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限制了特殊交易的掠夺效应。

中国国民经济核算

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基于地方政府收集的数据。但是，由于实现经济增长和投资目标会受到奖励，因此地方政府有可能会歪曲地方统计数据。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计算全国GDP时会调整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。自21世纪前十年的中期以来，国家统计局对GDP调整的幅度平均为5%。在生产方面，地方GDP和全国GDP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地方和国家工业产出估值差距造成的。在支出方面，主要差距体现在投资。2008年以后，地方越来越多地虚报统计数据，但是国家统计局所做的调整并没有相应变化。我们根据公开数据，使用增值税数据重新估算了工业、建筑、批发和零售产出，对地方和全国GDP估算值进行了修正。我们还使用了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操纵的地方经济指标来估算地方GDP和全国总GDP。估计结果还表明，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之后所做的调整力度不够。与官方数据相比，我们估算出的2010-2016年GDP增长率要低1.8个百分点，2016年的投资额和储蓄率低7个百分点。

中国国民经济核算

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基于地方政府收集的数据。但是，由于实现经济增长和投资目标会受到奖励，因此地方政府有可能会歪曲地方统计数据。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计算全国GDP时会调整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。自21世纪前十年的中期以来，国家统计局对GDP调整的幅度平均为5%。在生产方面，地方GDP和全国GDP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地方和国家工业产出估值差距造成的。在支出方面，主要差距体现在投资。2008年以后，地方越来越多地虚报统计数据，但是国家统计局所做的调整并没有相应变化。我们根据公开数据，使用增值税数据重新估算了工业、建筑、批发和零售产出，对地方和全国GDP估算值进行了修正。我们还使用了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操纵的地方经济指标来估算地方GDP和全国总GDP。估计结果还表明，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之后所做的调整力度不够。与官方数据相比，我们估算出的2010-2016年GDP增长率要低1.8个百分点，2016年的投资额和储蓄率低7个百分点。

财政扩张的长期影响

2009年和2010年，中国实施了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，大约相当于年GDP的12%。“财政”刺激主要由进行表外交易的公司（地方融资平台）提供资金，这些公司代表地方政府借款和支出。虽然刺激计划于2010年底结束，但表外金融机构继续增长。刺激计划结束后，这些平台每年的支出占GDP大约10%，其中越来越多的份额用于私营项目。自2008年以来，地方政府的表外支出很可能导致总投资率上升5个百分点，而经常账户盈余下降7至8个百分点。我们认为，地方政府利用新的资金来源帮助其支持的私营公司获得资本，而这有可能恶化资本配置的整体效率。长此以往，地方政府表外支出可能造成总生产率和GDP增速长期下降。

抓大放小：中国国有部门转型

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，中国对大量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。小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或关闭，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，合并成为国有大型工业集团。国家还新设了许多大公司。我们使用详细的公司数据，证明从1998年到2007年，（i）关闭的国有企业规模较小，劳动力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较低；（ii）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趋同；（iii）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率仍然大大低于私营企业；（iv）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于私营企业。我们发现，从1998年到2007年，国有部门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额的贡献为20%。

中国的资本回报率

中国的投资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，这自然使人们以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必然很低。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估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。我们发现，1978年至1993年期间，平均总资本回报率为25%，1993-1998年期间有所下降，自1998年以来一直平稳保持在大约20%。该证据表明，中国的总资本回报率似乎并不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回报率。我们还发现，自1978年以来，中国各省资本回报率的标准差有所下降。